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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視角下的中國普惠金融

發布時間:2019-06-11 分類:趨勢研究

從發展歷程來看,普惠金融首先是一門實踐的課題。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社區金融和尤努斯小額信貸實驗算起,迄今在實務界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的歷程。然而對于普惠金融的理論研究,尤其是概念的界定與理論框架的設計,卻顯得相對滯后,甚至很多基礎理論問題都沒有厘清。中國最近幾年加快了普惠金融的發展步伐,在借鑒已有經驗的基礎上也在逐步摸索適合自己的服務模式。但是由于概念界定不夠明確清晰,理論框架不夠完整嚴謹,導致出現了模式異化、使命漂移和資源錯配等問題。中國要在普惠金融形成后發優勢,不僅要在實踐層面探索出具有“道路自信”的中國模式,還需要在理論層面梳理出一套符合“理論自信”的中國普惠金融研究框架。


相對于豐富的普惠金融實踐,普惠金融理論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依然相對滯后。我們對普惠金融的研究現狀,從橫向和縱向兩個主線進行了初步梳理。從橫向來看,普惠金融的研究在國外主要集中在用經典金融學理論解釋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聚焦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與金融發展理論,以及對近半個世紀普惠金融實踐的總結;而國內的研究則主要表現為金融邊界理論、數字化普惠金融理論和普惠金融的國際比較方法等。同時也開始有學者關注到普惠金融背后的文化倫理問題,從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資源中尋找普惠金融倫理所需要的大同、包容和和諧思想根源。

從縱向來看,將普惠金融理論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稱為理論萌芽階段,沒有形成獨立的概念和框架,也沒有被納入官方語境,只是作為金融排斥理論的一個鏡像進行思考和分析。第二階段是理論覺醒階段,標志是概念形成并納入官方體系并強化為一種權威語境,普惠金融開始受到實務和理論界的全方位重視。第三階段是理論自覺階段,很多學者成立獨立的普惠金融研究院加強對普惠金融的體系化研究,并將研究成果付諸于實踐進行實驗,比如山東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及相應的實踐平臺普惠金融超市。普惠金融的“三階段演化”觀點,是我們從理論上首先進行的總結與梳理。

正如Sarma(2012)所說,普惠金融是一個多維的概念。由此,我們從語義學、功能主義、社會學、金融學、倫理學等多個維度,對普惠金融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解構和剖析。我們發現,也正如多個學者所認同的,不能單純的從金融學這個單一理論去理解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當然要實現服務普惠群體的金融功能,但是如果認識不到普惠金融內涵的包容性增長要求,認識不到普惠金融的普及需要普世情懷、大同理念和和諧思想,也就不能真正認識普惠金融的獨特之處,在實踐過程中也就很難避免出現使命漂移和模式異化等問題。

在發散性、多維度的探討了普惠金融的內涵和外延之后,我們基于中國普惠金融的現實,對其文化底蘊、根本目的、技術基礎和實踐指引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們認為中國發展普惠金融具有得天獨厚的倫理文化基礎,中國傳統儒家和道家文化中蘊藏著深厚的大同、和諧和包容的文化底蘊。必須構建基于這些價值觀體系上的普惠金融倫理體系,才能更好的推動普惠金融在全社會的真正普及。構建普惠文化價值體系,是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要明確發展普惠金融的根本目的,從宏觀層面上看應該是經濟社會的包容性發展,通過金融手段讓大多數人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是相反。而從微觀層面上,國外的實踐已經證明商業金融機構能夠實現商業價值和社會責任的統一。

在中國當前的監管環境下,社會價值更加有助于實現商業價值。從技術層面來看,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金融機構來說需要尊重金融的基本規律,基于信息經濟學的風險管控技術至關重要。對多方參與的結構化模型中,機制設計則是關鍵,一套符合中國現狀的科學合理的機制設計,可以在規避尋租、模式異化和使命漂移的同時,保證多方的利益訴求都可以得到滿足,從而推動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清晰明了的“三三原則”,可以作為中國普惠金融的實踐指引。當然,這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進行探索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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